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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

经典案例

【案情简介】

田某与杨某原系夫妻,离婚时双方各持有A药业有限公司50%的股份,当时公司市值2千万。双方于1999年10月19日签订了《离婚协议》与《自愿离婚财产处理协议书》,并于当日在民政局登记离婚。《自愿离婚财产处理协议书》中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约定,其中第5条载明:“田某及A药业公司支付杨某股份转让金贰佰万元,杨某便不再参与A公司的一切经营活动,并对该公司债务不承担责任。杨某每月从A公司及田某处领取生活费贰万元人民币,杨某生病住院治疗费用公司报销。”嗣后,双方办理了共同财产分割手续,田某向杨某支付了贰佰万元的股份转让款;并按月向杨某支付贰万元至20092月,共计支付了240余万元。

因受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A药业公司的经营持续严重亏损,濒临破产。而田某作为该公司的股东,没有其他生活来源,故近几年来经济状况日趋窘迫。田某因实在无力再向杨某每月支付贰万元,所以于20093月到法院起诉,称:田某每月向杨某支付贰万元的生活费约定是田某自愿赠与的性质,且双方在《自愿离婚财产处理协议书》中并未约定履行期限,永无终期显失公平;况且最近几年由于A公司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属于《合同法》规定的情势变更,请求撤销此协议;最后,双方在《自愿离婚财产处理协议书》中为A药业公司设定了债务,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无效。田某要求法院判令自20093月起终止向杨某履行《自愿离婚财产处理协议书》中关于杨某每月从A公司及田某处领取生活费贰万元人民币的约定。

【争议焦点】

夫妻离婚时的财产处分协议的效力

【办过程】

    接受杨某委托后,本律师仔细梳理案情,并查阅《婚姻法》和《合同法》相关法条,参考近几年的案例资料,总结离婚协议的性质和效力,做出了有说服力的答辩。

办案结果

     由于逻辑严密,说理充分,法院最终采纳并引用了本律师的观点,于2010年9月作出判决,确认《自愿离婚财产处理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在依法撤销或确认无效前具有拘束力,判决驳回田某主张终止履行协议的诉讼请求,并要求其按照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

律师代理意见/辩护意见

关于杨某离婚协议效力案件

答辩意见

一、《离婚协议》和《自愿离婚财产处理协议书》不受《合同法》的调整

     1.《离婚协议》和《自愿离婚财产处理协议书》中“杨某每月在田某及A药业有限公司领取生活费2万元及报销住院(生病)费用(以下统称“固定费用”)”的约定(以下简称“约定”)的性质并不属于赠与合同。

原告认为,此案中“约定”的性质属于赠与约定,因而应适用《合同法》中有关赠与合同的规定对其进行调整,但是根据《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也就是说,离婚协议不受《合同法》的调整。而应当受《婚姻法》的调整,从而离婚协议中的约定也不应当受《合同法》的调整。因此,本案中的“约定”只能适用于《婚姻法》的相关规定,而不能适用《合同法》中有关赠与合同的规定,因而此“约定”的性质并不属于赠与合同。既然不属于赠与合同,原告就不能以“赠与财产权利尚未发生转移而可撤销赠与”为由不予支付约定的固定费用。

2.“约定”不能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原告在起诉书中诉称,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致使公司经营持续严重亏损,原告经济处境窘迫,从而认为这种情况下可适用重大情势变更原则而停止赠与,应当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了情势变更原则,原告此诉讼理由虽然从表面上看可以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规定,但是上文已经论述了此“约定”不受《合同法》的调整,因而更不能受在其基础上所作出的司法解释的调整。因此,原告的此诉讼理由亦不成立。

二、退一步讲,即使法院认定《离婚协议》和《自愿离婚财产处理协议书》中的“约定”可以受《合同法》的调整,但是《离婚协议》和《自愿离婚财产处理协议书》是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签订的,合法有效

1.《离婚协议》和《自愿离婚财产处理协议书》的内容并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

在被告与原告的夫妻共同财产中,A药业公司是夫妻双方共同努力成立并经营的,多年来无不渗透着被告的大量心血。该公司是夫妻双方的最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该公司经营过程中所形成的效益和客户、无形资产是巨大的、无可估量的。而在离婚协议分割该公司股权时,按照双方的约定,由原告和小女儿取得100%股权,被告在该公司将一无所有,被告最重要的和最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将因此而丧失,被告想按照离婚前的资产增值趋势继续获得收入将不可能存在,正是鉴于此,并考虑到夫妻关系的现状、夫妻十几年的感情基础、原告本人的经营支付能力等因素,在双方签订《离婚协议》和《自愿离婚财产处理协议书》时,原告同意被告(杨某)每月在原告(田某)及A药业公司领取生活费2万元及报销住院(生病)费用的约定。可以说此约定是符合原告内心意愿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可以说原告在与被告签订两协议时,原告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原告综合了各种因素后认为自己并不吃亏的情况下才签订的,因而两协议中此“约定”的内容并不显失公平。

2.原告对“生活费”的性质的误解并不影响“约定”的效力

     我国《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按照婚姻法规定,在这里因对方生活困难给予的是经济帮助金。而原被告双方在《离婚协议》和《自愿离婚财产处理协议书》约定“杨某每月在田某及A药业公司领取生活费2万元及报销住院(生病)费用”是原告基于被告与原告离婚后,因被告没有取得公司股权,也不可能保持离婚前原有的经济收入水平,为了让被告离婚后的生活水平与原有的经济生活水平不至于相差太大而给予被告的费用,这种费用完全可以认定为是原告为了让被告生活舒适而给其的“生活费”,该生活费与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生活困难的经济帮助金有着本质的区别。原告在此可能是将经济帮助金以及生活费混同,但是并不影响“约定”的效力。

     3.该“约定”并没有为第三人设立债务

     原告在诉状中诉称,该“约定”为第三人设立债务,违反法律法规。应当指出,原告所谓的“第三人”系A药业公司,而原告恰恰是A药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为可以视为代表A药业公司所行使的行为,所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两份协议中的此“约定”可以视为经田某同意及A药业公司的认同,并没有为第三人设立债务,原告的理由不成立。

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此致

XX市XX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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