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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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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王立军主政重庆期间 涉黑犯罪被判入狱多年 再审当庭释放国家赔偿 ——蒲某组织领导黑社会罪、寻衅滋事罪、滥伐林木罪再审案

发布于:2016/08/16 作者:邹渝、蒋慧

【案情简介】

蒲某原系重庆某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主要从事土石方工程。因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2010年6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23日被逮捕;2010年12月21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渝检一分院刑诉[2010]279号起诉书将蒲某作为第五被告人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在长达一周的审理过程中,全案33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均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2011年5月4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2011)渝一中法刑初字第1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辩护人提出的蒲某系公安机关掌握了犯罪线索后,应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到案,不符合自动投案的要件,其行为不成立自首;辩护人提出的蒲某到案后,检举彭某高利转贷的犯罪诉讼,经查证属实,其行为构成立功,可以从轻处罚;判决:蒲某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

本案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11年11月30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1)渝高法刑终字第169号刑事裁定书,裁定维持蒲某的原判决内容。

被告人不服二审判决提出申诉,2015年6月 16日,最高人民法院受理申诉并指定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2016年8月16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本案。

蒲某家属委托本所邹渝、蒋慧律师作为蒲某再审阶段的辩护人。

 

【争议焦点】

1、蒲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

2、蒲某是否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

 

 

【办案过程】

在办理的过程中,阅卷就成为所有工作的重中之重,当然会见被告人并听取意见也必不可少。承办律师接受再审委托后,在第一时间会见蒲某并听取蒲某的意见后,随即开始查阅当年案卷。所幸蒲某涉黑一案一审、二审的辩护人均有再审辩护人邹律师参加,全过程参与本案的经历为再审辩护提供了较好的背景素材,同时原始卷宗材料保存良好,对办理再审案件功不可没。

因为再审案件一般都已经离案件形成时间年代久远,想再要寻找对案件有帮助的新证据本就希望渺茫,再加之本案是在重庆打黑除恶这个特殊时期形成的案件,复杂的背景因素致使想要寻找新证据的可能性更加的微乎其微。

一个有着三十三名被告人,涉及数十亿资产的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参与人数众多、涉及面如此广、案情如此重大的案件,一个证据材料堆满审判法庭整面墙、一个开庭需要从早到晚连续开七天的案子,从立案侦查到提起公诉,才半年不到的时间,期间没有退回补充侦查,也没有再次申请延长侦查期限;从提起公诉到开庭再到判决下达,仅仅五个月的时间。凭着多年的办案经验,承办律师敏锐的察觉到这样的快捕、快诉、快判背后,一定是有问题、有漏洞的。承办律师迅速调整思路,将有效辩护作为再审辩护的终极目的,将本案原审的证据材料作为重要的突破口。阅卷就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在案卷材料里寻找到对蒲某有用的蛛丝马迹,如何将这些痕迹连贯起来形成证据,再将这些证据作用于蒲某的有效辩护,每一步都非常关键,每一步都将成为我们办理本案的制胜武器。因为再审的机会难能可贵,一定不能错过。

通过反复阅卷,反复对比,辩护人找到了蒲某具有自首情节的证据材料;也找到了蒲某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滥伐林木罪的辩护切入点;同时还找到了原一审、二审法院虽然认定蒲某具有立功情节,却没有在刑法处罚上体现出来的判决存在的问题。

承办律师通过上述工作,对蒲某的行为定罪方面不构成参加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滥伐林木罪,依法为蒲某做无罪辩护;同时也对量刑方面存在的自首、立功情节提出辩护。

 

【办案结果】

2017年1月23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以(2015)渝高法刑再终字第00005号判决书,判处蒲体华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已满当庭释放。

 

【律师代理意见/辩护意见】

 

蒲某再审案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接受蒲某家属的委托,并征得蒲某本人的同意,指派本所邹渝、蒋慧律师担任蒲某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滥伐林木罪一案再审的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辩护律师进行了阅卷、会见,参加了庭审活动。现根据已经查实的证据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予以充分考虑。

 

关于行为定性方面的辩护意见

 

一、关于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辩护人认为:蒲某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蒲某主观方面不明知彭治民及其名下的公司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客观上没有自愿而积极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

首先,《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明确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

(一)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组织性)

(二)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经济性)

(三)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腐蚀性)

(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非法控制性)

所谓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是指自愿而积极加入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行为,主观方面必须有明确的故意。

蒲某在与庆隆公司合作工程的同时,还和其他公司也有工程合作,庆隆公司只不过是三立公司的客户之一,是一个大客户而已。三立公司在经济上独立于庆隆公司的,进一步证实蒲某及其三立公司不是隶属于彭治民。

三立公司按照合同的约定,及甲方的要求进行施工,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不按约定施工,其将面临违约赔偿的责任。

而现实生活中任何一家公司在要账的时候都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蒲某作为三立公司的老总,从其公司的利益出发,为了能顺利结算工钱,为了以后能从庆隆公司拿到更多的土石方工程等现实状况的考虑,蒲某对彭治民霸道的做法作风忍气吞声,对于一名生意人来说是无可厚非。

庆隆公司是大客户,自然会带来大的利益,三立公司在经济上依附庆隆公司谈不上在人身上依附彭治民,更谈不上隶属于彭治民管理,所谓的“组织性”就更无从说起,更不可能是组织的骨干成员。

从本案的证据材料上来看,三立公司是独立法人的主体,不隶属于彭治民及其名下的公司,三立公司完成的工作都是合同约定的内容,不是“组织安排的工作”,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罪的构成要件。

二、关于寻衅滋事罪

辩护人观点:蒲某的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理由如下:

寻衅滋事罪构侵犯的客体是社会公共秩序,寻衅滋事侵犯的并不是特定的人身、人格或公私财产。其主观方面必须是故意,即公然藐视国家法纪和社会公德,其动机是通过寻衅滋事活动,追求精神刺激,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客观方面表现为无事生非,起哄捣乱,无理取闹,殴打伤害无辜,肆意挑衅,横行霸道,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

本案原审判决里面对蒲某构成寻衅滋事罪的指控事实涉及两件,一件是对钟乾铭家强制拆迁,另一件是苗圃打人事件。对钟乾铭家进行强制拆迁一事,是基于政府公告期满后,在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主导下的一次拆迁行为,蒲某及其公司人员对拆迁对象并未进行人身攻击,而是在把钟乾铭家老人扶出来之后,用车将老人送到村委会联系好的敬老院,将其交给村委会妇联的工作人员,老人并未受到任何人身伤害,也没有造成其他什么严重后果;而苗圃事件的起因是包括被害人在内的当地村民对三立公司机械设备打砸损坏而引发的互殴行为。两次事件,不论哪一次蒲某的主观上都没有“无事生非”或者“肆意挑衅“,蒲某的行为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不应当构成寻衅滋事罪。

同时辩护人认为:蒲某的行为也不构成故意伤害罪。

钟乾铭家拆迁事件,蒲某没有任何伤害他人的客观行为,理所当然不构成故意伤害罪。

苗圃事件当中,首先蒲某不是伤害行为的直接实施人,也没有指使过张保卫打人,更没有就打人事件和张保卫有过商量。苗圃事件是偶发性事件,蒲某没有伤人的客观行为,也没有伤人的主观共同故意,不符合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不应该认定蒲某和张保卫构成故意伤害罪的共犯。

首先,再审法庭调查当中,张保卫的当庭陈述,已经讲得非常明白,他没有向蒲某汇报过,也没有得到蒲某的任何指示,他从一开始就是这样跟公安侦查人员这样说的,但是公安专案组的工作人员非要他像侦查笔录记录里那样说。

本案能够进入再审程序,本身就说明原审认定的事实及适用的法律依据是有错误的。张保卫当庭陈述的可信度远远大于一审认定的侦笔录。张保卫不仅表明其没有向蒲某汇报过要打人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他也没有得到过蒲某的任何首肯和指示,由此可见,证人李治军的证言说他向蒲某汇报,得到蒲某首肯后转告张保卫,这一证言与张保卫当庭陈述相矛盾,当证据之间相互矛盾,无法合理排除的情况下,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坚持有利于被告人的司法精神。而事实上蒲某也没有指示或者安排过张保卫去殴打他人,而是在事情发生后,才得知此事。此次事件当中蒲体和张保卫事先无通谋,事中无行为,蒲某不是张保卫实施伤害行为的共犯,不应对张保卫的行为承担责任。

其次,根据此次事件中受害人轻伤的伤情鉴定是在事发后,时隔五年之久,并且仅仅依据病历就作出了轻伤的鉴定结论,辩护人认为:该份鉴定程序是违法的,结论是不真实的,不应作为定案依据。根据1996年7月25日公安部发布的《人体轻微伤的鉴定标准》第2.5条的规定,轻微伤的鉴定应在被鉴定者损伤消失前作出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发布的《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有关“鉴定时机”的规定,即“以原发性损伤为主要鉴定依据的,伤后即可进行鉴定;以损伤所致的并发症为主要鉴定依据的,在伤情稳定后进行鉴定;以容貌损害或者组织器官功能障碍为主要鉴定依据的,在损伤90日后进行鉴定”。《法医鉴定制度、鉴定标准》规定,“被鉴定人在接受检验时必须与鉴定人密切配合,必须向鉴定人提供真实的全部治疗病历、检查报告单、各种摄片,不得造假,违者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当事人应与鉴定人员积极配合,主动提供相关的伤情资料、物证和检材,如实接受鉴定人员的询问、调查和检验”等相关规定,该事件中陈仲财的伤情鉴定结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第三,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只有两个结论,要么构成,要么不构成。在现行法律没有更改,也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同一个行为不可能在五年前不属于犯罪,在五年后它就构成犯罪了。

在我国行为违法的责任分为三种,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刑事责任是最为严厉的处罚,是将危害最严重的,其他法律法规已经无法调整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当一个行为能够被其他法律法规所评价和调整,那么这个行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构成犯罪,只有当其他法律法规都无法调整,才由刑法进行调整。

此次事件发生后当地公安民警就及时的介入了案件,认为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定性为治安案件,主持双方达成赔偿协议结案,三立公司也将该赔偿费用实际支付到位。对于同一个行为,公安机关已经对其行为性质进行了定性,在时隔五年之后,再翻出来定为刑事犯罪,违反了罪行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综上,蒲某的行为既不构成寻衅滋事罪,也不构成故意伤害罪。

 

三、关于滥伐林木罪

辩护人观点:蒲某不构成滥伐林木罪,三立公司也不构成滥伐林木的单位犯罪。

首先,通过再审法庭调查查明,涉案的南山庆隆高尔夫项目场平工作,每次交场的时候,蒲某都没有去到过现场,也从未下达过推倒树木的指令,同时证明该项目的负责人是华东。华东的证言证实,自己是南山庆隆高尔夫项目的负责人,在该项目施工过程中,其多次亲眼目睹当地村民到项目地盘上砍伐树木,被砍伐的林木绝大多数的林木都是村民砍伐的,三立公司只对极少部分边角旮旯,村民砍伐不到地方的林木进行了推倒。代洪涛的当庭陈述也证实有大量村民砍伐南山庆隆高尔夫项目地盘上的林木。

作为三立公司法人的蒲某没有伐木的客观行为,也没有伐木的主观意图,连伐木行为都没有,更谈不上滥伐林木,蒲某个人是不构成滥伐林木罪的。

其次,作为三立公司的法人,蒲某从未安排公司员工去推伐林木。本案侦查材料中华东、唐启通、彭科云均证实在开始场平工作之前曾多次询问庆隆公司的指挥长和代洪涛,庆隆公司是否有林地征用许可证和砍伐证,得到的回复都是相关许可证件都有的情况下才开始安排三立公司场平工作。庆隆公司的代洪涛的供述也证实林木砍伐的相关手续由庆隆公司负责办理,并非三立公司办理。三立公司项目责任人员在开始场平前多次向庆隆公司项目负责人询问是否具有林地征用许可证和砍伐证,其已经尽到了合理谨慎的义务,那么无论是三立公司还是蒲某在主观上都没有滥伐林木的直接故意,且没有消极放纵的心态下的间接故意,不能因为要判定蒲某或者三立公司犯了滥发林木罪而反推其主观上有犯罪故意。

对于一个以做土石方工程为主的公司,在签订场平工程合同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场平义务,就好比在商场购物,顾客购买商品支付了相应的对价但是商场不交付货物一样,这样的要求是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的,不具有刑法可责性。同时办理林地征用许可证和砍伐证是庆隆公司负责,不是三立公司及蒲某的责任和义务,那么三立公司的工作人员问了庆隆公司项目对接人手续是否齐全,在得到肯定的情况下才按照合同约定进行场平工作,作为施工方的三立公司已经尽到合理的谨慎的义务,不能够为了定罪而强行将合理的谨慎义务拔高。如果人为的将生活交易中的义务上升到必须排除刑事犯罪的义务,那么整个市场经济秩序必将大乱,还有谁敢轻易签订合同进行交易,签订了合同,按常规履行合同义务就可能构成犯罪,民事行为的双方都必须担负起侦查机关的责任,必须排除对方任何犯罪可能,而这是强行加在社会大众身上的不可能完成的义务。

    第三,从代洪涛、华东等人均当庭陈述:亲眼所见在庆隆南山高尔夫项目开发的过程中一直有当地村民及周边村民进入项目地盘砍伐树木,村民砍树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不是个别。

原审判决认定的寻衅滋事的事实当中也多次提及因当地村民在工地内砍伐树木等情况与庆隆公司的保安发生冲突纠纷。

从辩护人当庭提交的证据也可以得知,2007年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判处了许世银、王勇、李佐州三人滥伐林木罪,该三人砍伐林木的位置就是本案的庆隆高尔夫项目地盘内。

多项证据均指向一个事实,就是在南山庆隆高尔夫项目开发过程中一直有村民在被征用的项目土地上大量砍伐林木,这个过程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并不是某一天。并且原审判决对被损毁的林地照片进行过举证质证,从该份证据可以清楚的看到,被伐林木断口平整,绝对不是用推土机或者挖掘机可以形成的断口,而只能是由锯子之类的工具形成。而三立公司的机械设备里面是没有电锯之类的工具的,这一事实据以认定原审判决的证据材料中的扣押清单可以证实三立公司被扣押的机械设备中是没有电锯的。

公诉机关指控犯罪的基本标准必须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各项证据之间能形成证据链,得出唯一、排他的结论”,控方的指控三立公司犯滥伐林木罪的证据显然没有达到这样的证明标准。

控方将南山庆隆高尔夫项目内所有被砍伐的林木全部归于庆隆公司、众诚公司和三立公司这三家公司头上,显然是违背事实真相的。就算三立公司有推到林木的行为,也不能据此否认大量村民伐林的事实。公诉机关既然指控三立公司单位犯滥伐林木罪,就必须明确指出在三立公司具体在什么地点,使用什么样的手段,什么样的工具,超出砍伐许可证批准的范围,滥伐了多少立方的林木。

原判决认定的南山庆隆高尔夫项目损毁林木中,哪些是被村民砍伐的,哪些是被三立公司推到的;是用推土机推的还是挖掘机挖的,其举证责任在公诉方而非原审被告。我国刑诉法明确规定被告人没有义务自证其罪,如果让原审被告举证哪些林木是其砍伐的,如果证明不了就认为是原审被告滥发的林木,这样的逻辑是有问题的,这等同于要原审被告拿出证据证明其有犯罪行为,这是违反有利于被告人的法律精神,违反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也是违反法律明确规定的。正确逻辑应该是由公诉机关举证证明原审被告有犯罪事实,举证不利的结果应该归于公诉机关。

公诉机关举示的证据不能排除其他合理可能性,不能够相互印证得出唯一、排他的结论,应当遵循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依法认定三立公司不构成犯罪。

综上,辩护人认为:本案中关于公诉机关指控三立公司单位犯滥伐林木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应对三立公司以滥伐林木的单位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条规定:单位犯本节第三百三十八条至三百四十五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这里所指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绝对不等同于法定代表人,前面辩护人已经充分论述了作为法人的蒲某从未到过涉案项目交场现场,也从来没有下达过任何推伐、砍伐林木的指令,也不是南山庆隆高尔夫项目的直接负责人。南山庆隆高尔夫项目只是三立公司众多合同项目之一,蒲某虽是三立公司的法人,但并不直接负责该项目。就算三立公司构成了滥伐林木的单位犯罪,那么根据我国刑法有关单位犯罪处罚的规定,也不应该追究蒲某的刑事责任。

 

关于从轻、减轻量刑情节方面的辩护意见

 

一、关于自首认定及量刑方面

原判决认定:蒲某及其辩护人提出蒲某系自动到案,其行为应以自首认定的意见。蒲某系公安机关掌握了犯罪线索后,应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到案,不符合自动投案的要件,其行为不能成立自首,故上述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参加原判决书第108至109页)。

辩护人认为:原判决认定蒲某自首情节的认定是错误的,蒲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自首,并依法从轻减轻处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6条至125条以及《公安机关关于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193条至207条均规定了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和被害人。也就是说,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侦查机关根据接受问话对象的不同,采取的问话方式也是不同的,对犯罪嫌疑人采取讯问的方式,对证人和被害人采取询问的方式。

请法庭注意,在本案当中,侦查机关对蒲某的第一份笔录,采用的是询问笔录,笔录里向蒲某宣读的是《证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该份笔录能完整的反映侦查机关第一次对蒲某询问时候的过程和状态:当时公安侦查机关并没有掌握蒲某任何的犯罪事实及线索。该份笔录及证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证实了蒲某的到案经过并非如原判决所认定的那样不符合自动投案的要件,而恰恰相反,蒲某到案的行为符合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同时今天的法庭调查以及相应的证据均能证明,蒲某是在接到华东的电话通知,主动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并如实供述,且庭审过程当中并未出现翻供的情况,依法应当认定为自首,从轻或减轻处罚。

 

二、关于立功量刑方面

原判决认定:关于被告人蒲某构成立功的问题。在案证据证实被告人蒲某到案后,检举彭治民高利转贷的犯罪事实,经查证属实,其行为构成立功,可以从轻处罚。对辩护人提出蒲某有立功表现的意见予以采纳(参见原判决第109页第4段)。

辩护人认为:虽然原审判决认定蒲某构成立功,但原审判决的量刑部分却未能体现对蒲某立功情节的认定后该有的从轻减轻。虽然我国刑法规定“立功是可以从轻、减轻处罚”,但根据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对同案犯同种罪行的各被告人之间,应从其所处位置,所起作用,有区分的量刑。

本案中蒲某与代洪涛所犯罪名一样,蒲某不管是犯罪地位、作用还是情节均轻于代洪涛,而且有立功表现,但最后一审判决的量刑反倒比代洪涛重,这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

虽然代洪涛与蒲某的有期刑处罚是一样的,但罚金刑也是刑法处罚的一种表现形式,从整体来看有立功情节的人反倒比任何从轻减轻情节的人量刑还要重。由此可见,一审判决对蒲某量刑是失衡的,明显畸重。

对蒲某立功情节的认定,未能体现在量刑情节里面,如此等同于未认定其有立功情节一样,这是违背我国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的,恳请法庭依法予以改判。

恳请法庭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蒲某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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